办实并非如此!据统计，日前，我国出版社已逾500家，年出书量已达7万种，总印量达数亿万册，居世界第5位，就绝对数(不是人均数)而言，已经跨入世界十大出版大国的行列，川谓突飞猛进，泱沈大观。尽管从长远来看，这一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界读者的需要，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数址发展较快，质量却显得蹒跚。有不少书出版后进入图书馆，就长年封存，无人向津，其中还有不少是查阅方便的开架书。近年随着图书市场的萎缩，有些书虽然印数少得可怜，但是连书店也难于走出了。一出世就坐“冷宫”，挨以待日，“报废"了事。限下长期积压在出版社库房里的、摆在书店书架上多年无人问津的书难道还少吗?問然有因发行渠道阻塞而一时蒙尘的情形，但是坦率地说，其中相当部分(约60%~70%)是因为白身缺乏质量。或平庸低劣，或粗制滥造，或重复雷同，或娟俗欺世，缺乏传之久远的生命力而成为“短命书”的。如此大量的平庸之作是怎样轻易出版的呢?笔者认为:
一种是以“权”出书。因为他是直接或间接管理出版社的领导，手中握有一定权力，你不给出书，他就在人、才、物等方而处处卡你。据《新闻出版报》载，某市的一-位副市长，其专业才学实在不敢恭维，而且文山会海、公务缠身，短时间内却一连出版了7部书，内容涉及科学、教育、文化、农业、(象等几个学科。这种现象绝无仅有。这些领导同志写书用不着白己花大力气，白有笔杆子代劳;印书用不着自己掏腰包，白有财政拨款垫付:卖书用不着自己说话，更有下属单位的领导用公款争先恐后踊跃认购。可谓写书易，销书更易。副市长及其属下官员们之拥有的权与钱，正是孜孜以求寒窗数载派心沥血的年轻学者们最贫乏的，所以出书的难与易便尽在不盲之中了。
一种是以“钱”出书。只要肯出钱(大多数是公款)，.--些人的大作即可变成铅字。称协作出书、赞助出书也罢，叫卖书号也罢，总之，有钱能使书出版。当前白费和协作出书者增多，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之作。但是官方出钱，个人出而(权势者多荣任主编)。邀三五文抄公编辑成书，沽名钓利者不乏其人。例如，某市教育研究中心曾在当地甲出版社出版了--套“青年白学辅导从十书”，声言是“为了满足社会青年和在校初高中学生白学的需要。”一年之后，改头换而，又在乙出版社出版了“中学生白学丛书”，言明是“为了帮助广大中学生巩固知识，加强基础，提高能力”。两套丛书大同小异，何以重复出版，且印数有增无减?原来，以某中心这而大旗运用行政手段，谁能不买?研究中心和编写者二位一体，学生每年人手一册。至于社会效果，只有天晓得!但见学生吃苦头，教师直摇头，家长铍眉头。
一种是以“名”出书。只要是名人，他的著作，专集就会源源不断地问世。时而按题材结集，时而按体裁结集，时而按发表先后时间结集。出版了选集出文集，出版了文集出全集。一篇文章选来又选去，收进各种集子，甚至成名前的习作也被当成“名作”结集出版，早已过时的内容被草草修改后匆匆人选，“敝帚“白珍，致使许多名家权威的这文集、那选集落难于折价之列。还有的作家本来是以写严肃文学省称，然而为了抓“经济效益”，大写庸俗(不是通俗).文学、“涵货"文学，有的作品甚至为“黄潮”泛滥推波助澜。
一种是一窝蜂出书。白从实行了专业职务聘任制，举国上下各行各业著书立说蔚然成风，尤以文化教育系统为共。出版社迫于经济压力要求作者负责推销或包销一部分，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付印，而在口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一个人、特别是一个文化人的经济条件和精力毕竞有限，各种形式，范围的联合编书成为必然。这自然是好事，但也带来了泛滥成灾的问题。例如，，高等学校公共课《中共党史》改成《中国革命史》之后，短短几年内，数十种《中国革命史》教材出版发行，同一作者参加数木。编写同一内容。甚至一木书四，五人担任主编。平心而论，有的书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急就章或东拼西凑的大杂烩，本无必要出版。但是，由于著作是评聘高级专业职务必不可少的条件，因此作者出来以后都急于出版，给出版社造成很大压力。”出版社也由于作者集体包销量较大，加之各种关系，或乐意或勉强接受，有的社竞出版了几本大同小异的书。
一种是改头换而出书。有些书即使有薄薄的“学术”，有人却利用出版社众多之便，以改头换而的手法，反复“炒冷饭”，原有的一点鲜味变成馊气。有这样--本书，作者就靠在内容排列次序与标题目录上做点手脚，一下变成了5木，先后交给了五家出版社出版。这样的书不是出得过于容易了吗?
还有一种靠关系出书。著译者不是在书稿质量上下功夫，而是“把功夫用在书外”:或请领导题词，或请名人作序，”以壮声势;找出版界的亲戚、朋友、老乡、熟人拉关系，走后门;有的共至请客、送礼。“烟开路，酒搭桥。”也有出版界的一些人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共至搞交换出书。使没有价值的平庸书得以出版。这些不仅浪费了纸张，耗费了读者的时间，更败坏了出版界的声誉，污染了社会风气。
